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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体:中国足改三十年 刘军揭秘青训症结
来自:英超资讯 www.98zhibow.com 时间:2024年04月17日 06:35

  来源:林龙 东方体育日报

  蓦然回首,中国的足球改革已蹉跎了三十多年。

  初心不改,鬓毛已衰,壮志未酬。石头摸遍的中国足球,依然没找到一条正确的过河之路。

  但,过去三十年也并非一无所得。即便经历了很多失败,但挫折也是宝贵的财富。如能避开所有走过的坑,前行的方向也依然会有坦途和光明。

  中国足改,三十难立。而今迈步从头越,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反思这三十年的得失——我们改革的初衷,做过的努力,走过的弯路,交过的学费……这一切不是过眼云烟,而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了烙印。留待后人继续改之,抑或加勉。

  反思有多种视角,但万流归海,终是为了中国足球更美好的明天。

  原国脚暨申花老队长刘军,先后以球员、教练、管理者、足协讲师等身份亲历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全部过程。如今,刘军又受上海足协委托撰写了足球训练通用教材《青少年足球训练课程》。他对足球的赤心,对中国足球的深爱,一如往昔。他为中国足球三十年改革所做的梳理和辨析,颇多价值,值得深思。

  如刘军所说:“希望能抛砖引玉,让真正爱足球、懂足球的专业人士都参与进来,齐心协力,集思广益,一起把中国足球真正搞上去。”

  [改革的初衷]大赛失利逼出红山口会议足球

  1990年-1992年,国足几次大赛都失败了,就是所谓的“黑色3分钟”“黑色9分钟”等,老是差一口气。那时候的感觉是,我们跟国外差的是比赛——包括比赛的场次、质量等,在关键时刻和临门一脚的处理上差一点。所以,在1992年的时候,中国足球就开始了改革,就是著名的“红山口会议”。

  [第一阶段]足球比的不是物质是细节

  那时候的改革是以足球为先。我1989年进入上海一队,也就是申花的前身。那时候普遍解决的是物质问题,比如场地。在改革之前,国内一些地方的场地条件比较差,很多球场连草都没有。再有就是统一的服装。此前我们只是比赛的时候穿统一服装,平时都随意穿,当时教练开玩笑说是“正规军和游击队”。穿上统一的装备后,我们的精神状态都焕然一新,最重要的是有了“集体”的概念。

  那时候的相关改革让我们在物质上有了很大提升,包括队员的待遇、住宿条件等。当然最主要的是,联赛赛制进行了改革,从赛会制改成了主客场制。以前的赛会制,比如说集中在广东、山东或者安徽(赛区),一天一场或两天一场,对队员的恢复和球队的准备而言都不是很科学,更像是锦标赛而不是联赛。赛制的改革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,记得从江湾基地到机场再到外地,舟车劳顿,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有,更别说手机了。

  很多年之后我们看到,德国队在世界杯前一年就开始物色基地了,联想到当初的改革我们就能明白,细节对于足球很重要。比方说,这个基地要安排好德国队在世界杯期间的一切——包括去哪里最方便,包括宾至如归的餐饮,包括最佳放松手段的家乡音乐等。我想强调的是,足球比的其实不是物质,而是细节。

  [最好的印象]体测选拔人是相对公平的

  体测:当时徐根宝说过一句话:不被队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。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体测,但现在回过头来看,体测是相对公平的。作为职业队员,你的体能必须要达标,国家队、国青队、国少队都有相应标准的,达标了才可以入队,每个人都能看得到。但后来变成了谁组队谁挑人,感觉谁都可以进国家队了。

  媒体:媒体很专业,职业素养很高,大多以报道足球的正能量为主。通过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,整个社会都尊重我们这个行业。但好像是从2000年之后,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,比如说泡吧、泡妞、出轨等,职业足球的形象开始变得越来越差。

  形象:社会对我们高度认同,职业联赛的发展让虹口体育场从不足3000的上座人数发展到坐满3万观众,而且每支球队都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神。那时候,职业足球对城市以及国家的精神风貌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,那时候我们踢球是有种为城市而战、为国家而战的感觉。

  [获得的经验]当务之急是教练队伍建设

  那时候的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硬件建设。因为软实力我们还处于“亚洲一流”,而且也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潜质,我们选材和精英训练体系都已具备,唯一缺乏的我想应该就是适应高强度、高水平比赛的能力以及队员们对职业的投入和自豪感。所以我认为,那时候的改革(2000年以前)是成功的。

  主导这一次改革的是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。他是足球专业出身的,所以他懂足球。另外,在我看来,年维泗是中国足坛的泰斗,他带出了太多的名帅和“老法师”,包括徐根宝、王俊生、戚务生、高丰文、马克坚、王后军、金志扬……这些人都成了各省市足球的带头人,年维泗为中国足球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。所以,虽然一直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,但我觉得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还是教练员队伍的建设。

  第一阶段的足球改革,在没有否定原先体系的前提下,加入了“职业”的元素,而且紧跟世界潮流,所以我们是成功的。

  [第二阶段]俱乐部让足球变成了生意

  参加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败了。2000年左右,足协领导从王俊生换成了阎世铎。在他的主导下,中国足球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。此后担任过足协领导的还有谢亚龙、南勇、韦迪。

  为了世界杯,我们把联赛给“牺牲”了,取消了升降级(2001-2005年,中国顶级联赛的升降级一直都是不正常的)。因为没有升降级,所以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丑陋的事情。如“甲B五鼠”“输球进中超”等。我记得在1992年“红山口会议”讨论第一次足球改革的时候,时任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就曾有过“预警”:“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,千万不能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老路,要避免出现假赌黑的现象。”

  甲A改制为中超(2004年),对各俱乐部的硬件上有要求,梯队建设上有要求,俱乐部的经营开始完全市场化了。中超和甲A的主要区别就是,青少年球员的培训走向了市场。

  2003年之前,各俱乐部的梯队还是包括少体校在内的体制内培养。换句话说,还是体育局来负责后备人才的培养。

  2003年之后,后备人才的培养全改由俱乐部负责。正因为这个原因,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足球学校。这其中大多数昙花一现,但也有根宝基地这样的成功典范,他们为中国足球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但从俱乐部角度考虑,足球是生意,为什么要搞青训,可以去买嘛。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5000万买一个青训队员的情况。

  [最深的反思]人才培养不适合走市场化

  放弃举国体制的优势而转向完全走市场化道路,不能说不对。欧洲的联赛也都是完全的市场化,可他们有强大的足球文化底蕴在支撑。英国也走过弯路,英超的繁荣也曾严重影响国家队的发展,但他们从2007年开始纠正错误,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,所以2017年和2020年就拿到了世少赛、世青赛冠军,此后开始人才井喷。德国也犯过错,2000年欧洲杯在小组赛出局,被葡萄牙二队打了个3比0,然后他们大力发展青训,所以2014年就重新赢回世界杯。法国也是1980年代的失败之后开始改革,并在1998年赢得了世界杯。

  这阶段我们把曾经带来成功的人才培养体制市场化了。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,通过中超联赛而提高了中国足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。引进了世界级的球员、教练,提升了中国足球的形象。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,比如假赌黑。

  重要的是,我们“足球要从娃娃抓起”在之前做得都很好,抓好了6岁-12岁、13岁-15岁以及16岁-18岁这三个阶段的培养,但后来的改革却恰恰是废除了这个宝贵的人才培育体系。这阶段几乎就是中国青训的“十年低谷”。

  现在回过头看,从1995年龄段到2004年龄段,我们几乎没有培养出一流的队员。联赛没有好的人才去充实,根子在于我们缺乏一个整体的体系化的计划,而是走一步看一步。

  中国的体育除了足球以外,其他绝大部分的项目都搞得还不错。中国足球走“完全市场化”之后,培育体系就出问题了。“市场化”意味着,俱乐部以盈利为目的,而自己培养人就远不如买人的性价比高。俱乐部不愿意培育后备人才了,而我们又把原先被证明是成功的后备人才培育体制给废除了,所以后备人才就越来越少。

  [第三阶段]体教结合培训机制太分散

  走举国体制,我们进入了世界杯(2002年)。走完全市场化道路,我们的培育体制没了,成绩也严重下滑。经过反思,足协重新选择改革的方向而开始走中间道路,也就是校园足球或体教结合(从2014年至今)。

  其实30年前也有校园足球。当时,上海一个区有几个传统小学在开展足球运动,好的队员被集中选拔到一个跟少体校挂钩的重点小学。就比方说,当时闸北区最好的是彭浦新村一小,后来还有止园路小学等。如果再有特别突出的队员(9岁,小学三年级)就开始会被选入区少体校。然后,全市范围内最优秀的队员进入市少体校(12岁到16岁)。那时候我们能培养出这么多有特点的优秀队员,最重要的就是抓住了青少年足球培训的核心,就是9岁-12岁的第一阶段(7岁-8岁是普及阶段),以及13岁-15岁的第二阶段。16岁-18岁就是到上海市青年队,也就是当时的体工队。所以,这种选拔队员的体制跟现在体教结合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

  在当时的那种框架下,7岁-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组织一些比赛了,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代表学校参加了“雏鹰杯”。这样的比赛,上海足协的老专家们会去看比赛,考察优秀的苗子,然后把名单给到上海足协,相当于为他们建立一个档案。那时候少体校的教练会看比赛,就像我后来去意大利考察一样,他们挑队员也是这样做的。通过比赛挑队员,不会直接跟小球员的家长交流,而是建立人才档案。所以我们那时候踢球很快乐,打比赛也没有压力。

  当时我们足球主抓的三个阶段就是足球真正重要的三个阶段。7岁-12岁、13岁-15岁(刘国江教练在青岛时提出的“1315计划”)以及16岁-18岁。我们现在足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体系化做得远远不够。即便还有一些培训机制,但都太分散,没有之前那种三个阶段的集中培养。

  当时我们全市十个区最优秀的队员都集中在少体校培养,或者还会被八一队挑中。全国最优秀的队员也就集中在了八个联赛队伍当中(1989年开始有了联赛)。那时候也正是辽宁队十冠王的时代,所以我们开玩笑说,除了辽宁队,其他都是保级队。

  那时候,我们每一个队员的基本功都特别扎实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练带控球感,再就是狠抓一对一,那时候我们一对一能力特别强,而且是在小场地比赛。这些内容和现在国际足联倡导的训练体系都一模一样。所以,那时候我们在亚洲还是一流的,比如跟日本队相比。我们是专业的,因为有体系化建设,他们就还是校园足球为主。日本从1930年代就开始校园足球了,他们认为只要校园足球搞好就也能搞好国家队。

  [痛点是什么]校园足球缺少精英化教学

  重视校园足球没错,但却缺少了精英化教学——就像现在卡塔尔的足球,他们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有了阿斯拜尔基地,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化培养。还比如法国1986年之后开始建设的克莱枫丹基地,德国2000年欧洲杯之后开始打造的足球精英学校等,他们不久之后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。

  我们的改革之初并没有标准可以参考。其实欧洲发达国家,足球也是分三个层面:社会足球、校园足球、俱乐部足球。

  今天我们反思这整个的过程,其实是完全符合足球规律的。社会足球(类似于“陈毅杯”或“漕河泾杯”这样的业余比赛),校园足球以及俱乐部足球,世界真正发展足球的就是这三个层面。不能说我们30年的改革一无是处,而是我们通过这30年的摸索证明了足球发展就应该走这三条道路。从2013年至今,我们建立起了社会足球、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这三个足球发展体系,但目前我们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。反思之后会发现,问题的源头或许就在于我们失去了体系化、精英化培养。

  从校园足球而言,我们发展了10年却收效不大。榜样在哪里?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高中联赛和韩国的大学联赛,他们的普及化和体系化建设值得我们学习。而精英化足球,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卡塔尔的阿斯拜尔基地。所谓的精英化培养,是社会足球、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都可以在这个精英化里得到体现。这三个层面的优秀人才都可以通过精英化培养走进国家队。将日本和韩国的校园足球和卡塔尔的阿斯拜尔精英培养结合在一起——这应该是我们反思这30年足球改革之后得出的新的发展思路。

  我们现在准备搞八个青训基地。在这里,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队员、教练、裁判、经纪人,以及跟足球有关的各种专业人士。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精英学院。过去10年的校园足球,其实是取得了很大进步,像最近的一个杯赛(2023耐克校园足球冠军赛男子高中组,决赛是大同中学VS七宝中学),里面很多队员都不错。但唯一可惜的是,我们缺少一个把三个层面的优秀人才培养出来的一套体系,也就是精英培育机制。

  [现在要做的]制定长远计划并踏实完成

  一些老前辈在内的很多足球专业人士都曾说过,我们之前总是在否定——把原来我们好的传统的东西给否定掉。反观日韩,这些年我们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在我看来,他们的体系一直都没有变。就像是电脑,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没有变,改变的只是增加更好的配件,或是升级芯片,或是软件更新。日韩足球不断更新战术打法,或是新的训练方法,而我们却是全方位的改变,尤其是最有价值的体系化。

  还有比较关键的是,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,包括第一阶段的改革。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日本,他们从1982年就开始了40年的青少年培育计划。从1982年到1992年,他们用10年的时间拿到了一个亚洲杯冠军,出了三浦知良这批人。后来开始有了中田英寿这一批,再就是香川真司这一批,每一批都有优秀人才成长起来。反观我们,整个社会都达成的共识就是,足球一代不如一代。原因就是,我们在执行相关组改方案时出了问题。

  我们现在反思的目的是,如何把我们曾经否定掉的好的东西捡回来,如何学习我们没有的东西。最终由1和2再得出3的结果。少体校模式回不去了,但可以借鉴卡塔尔阿斯拜尔训练营的精英模式。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初中联赛、高中联赛。如何检验校园足球的发展水平,一个好的联赛机制很重要,而联赛的核心是培养人才、而不是追求成绩。

  校园足球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,没有所谓的“631”(6所小学、3所初中、1所高中)金字塔培养体系。如果再有大学起引领作用,那将会有更大的促进。还有个问题,我们搞的是足球锦标而不是足球文化,我们的初心不应当是追求成绩而是培养人才。所以,9岁-12岁的培养,到了12岁有一个选拔机制(通过联赛)。13岁-15岁阶段,到15岁来一次选拔。16岁-18岁阶段,也是到18岁来一次选拔。最后,再由大学来引领,确保“631”体制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
  足球改革做得最好的阶段,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中间这阶段出的问题,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足球的核心。1998年,贝肯鲍尔来中国的时候就说过:“发展足球就两个内容——高质量的联赛和青少年的培育。”我们改革的第一阶段有青少年的培育,有高质量的联赛。中间阶段我们有高质量的联赛,但没有青少年培育。后一阶段,我们有普及,但没有体系化的精英培养。我们足球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成功之处,如果能通过反思,取精华去糟粕,弥补各自不足,那我们就基本具备了足球发展的一个框架性的脉络。

  原文刊登于4月17日《东方体育日报》A4-5版